自古至今，讲述笑话一直是人们在群聚时用来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其起源已难以考索。不过，见诸书面的笑话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诸子、史传中的滑稽故事和寓言，而今天所知最早的形诸著述的笑话集则是后汉邯郸淳的《笑林》。《笑林》之后，六朝至唐宋时期被编纂流传的笑话集很多，据研究不少于二十种。明清时期俗文学兴盛，笑话集的编纂与流行更可谓盛况空前，自明中叶至清末，总数达到了五六十种。可见，笑话文学在我国源远流长，而且，古代笑话的流传方式除了口耳相传、附庸子史以外，最主要的还是书面著述――笑话集。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笑话集除了在本国流布以外，还被通过赠送、搜购、贩卖等方式传入邻近的日本等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在流通的过程中，被广泛阅读、翻译、翻刻，甚而促生了当地国汉文笑话集的产生，就这一点来说，中国古代笑话的影响可谓深远；时至今日，那些异国的汉文笑话集也成为学界人士关注、研究的对象。下面我们以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汉文笑话集作为考察对象，谈一谈它们产生的背景、历史、主要代表作，及其在日本汉文学史上的意义。
中国古代笑话集的传入与影响，是日本汉文笑话集产生的最重要的条件。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日双方有一些零星的外交和文化交流，至隋唐时期，随着遣隋使、遣唐使以及留学生、学问僧的来华，汉文佛经内典与经史子集外典开始大量输入日本，这些汉籍中可能就有笑话集。九世纪末，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收入的是冷泉院失火后残剩的一千五百余部汉籍，其中“小说家类”便载有邯郸淳《笑林》三卷。宋明时期，日本学问僧曾持续地搜购、抄写了大量汉籍回国，同时来华的商人与移民日本的中国人也携入了一定数量的汉籍，其中很可能夹带有笑话集，但目前没有多少确凿的资料可用以描述详情。至清代，从事中日贸易的中国商船，陆续将大量汉籍舶载入日，其中不少是笑话集。这里，我们以江户时代（1603―1868）中期长崎书籍检查制度的产物《舶载书目》里的几条记载为例，来展示一下清代前期中国笑话集舶载入日的情形：元禄七年（1694），《遣愁集》一部；十五年（1702），《遣愁集》一部；十四年（1701）以前，《开卷一笑》一部；享保十年（1725），《新镌笑林广记》一部；十二年（1727），《又一夕话》一部、《一夕话》一部；十五年（1730），《遣愁集》一部。我们看到，短短三十几年间就舶入了五种七部书，频率是比较高的。又比如，江户中期京都风月堂书肆的主人泽田一斋曾编有《俗语解》一书，附录的引用书目中就有笑话书《开卷一笑》、《笑林》、《笑府》、《一百笑》四种；宽政三年（1791）秋水园主人应大阪书林之请为“初读舶来小说者”编辑了中国俗语辞书《画引小说字汇》，征引坊间流行的以中国白话小说为主的通俗作品一百五十九种，其中包含笑话集《笑谈》、《笑府》、《一百笑》、《雅笑编》、《一夕话》、《笑得好》、《笑林广记》七种。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清代前期中国笑话集舶入日本的盛况。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即那些在各个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笑话集势必会对包括和文笑话与汉文笑话在内的日本笑话文学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日本笑话文学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盛极一时，余风延及二十世纪初，这种形势和同时期流行于京都、大阪两地唐话（在长崎负责翻译和商船贸易事务的唐通事把当时的中国语称为“唐话”）学者中间的中国古代笑话之介绍、翻译活动密切相关，他们的活动为笑话文学创作的一时繁荣注入了动力。这种繁荣见在两端：一为和文笑话，一为汉文笑话。就和文笑话的繁荣而言，其最主要的标志是和译中国笑话集的大量涌现。据笔者所知，当时流行的和译中国笑话集有十种左右，比如，松忠敦译《鸡窗解颐》（1752），内容出入于《笑府》、《笑林广记》、《开卷一笑》、《宋稗类钞》、《太平广记》、《谐噱录》等；蒙憧斋主人译《笑府》（1768），为《笑府》（明冯梦龙编）卷一至五的钞译；未足斋风月译《解颜新话》（约1794），为《笑林广记》（清游戏主人编）的钞译。其他又有鹿鸣野人译《开卷一笑（明李卓吾编）》（1755）、冈田白驹译《杂纂译解（唐李义山著）》（1763）、风来山人（平源贺内）译《删笑府》（1776）、欢笑处士译《笑林广记钞》（1778）、一噱道人（远山荷塘）译《译解笑林广记》（1829）等等。毫无疑问，和译中国笑话集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东传中国笑话集在日本的影响，并同时有利于将中国笑话的题材和文化特质渗入到日本笑话文学中。据研究，日本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各种和文笑话集的编撰，除了取材本邦民间口承文艺以及书面文献中保存的笑话素材以外，又有与中国古代笑话相似或相通的素材（参阅石崎又造《近世に於ける日本支那俗语文学史》）。更为重要的是，大致在同一时期，由京、阪唐话学者撰写的汉文笑话集异军突起，为日本汉文学创作园地��开了一片绚烂的花朵。
自宝历元年（1751）开始，内容以模仿中国笑话为主的日本汉文笑话集接踵而出。此年，冈田白驹的《译准开口新语》刊行，可谓“汉文笑话集之嚆矢”，同年都贺庭钟训译的李卓吾《开卷一笑》翻刻本亦刊刻行世，次年松忠敦的中国笑话翻译集《鸡窗解颐》面世，它们一同带动起了汉文笑话集的创作与出版风潮，这个风潮在宽延至明和（1748―1771）期间最盛，并一直持续到明治（1868―1912）前期。据笔者所知，主要的作品有以下十数种：（一）冈田白驹译《译准开口新语》（1751），内容为《笑府》、《笑林广记》的翻案（介于翻译、改编和模仿之间的一种创作方法）与日本古笑话、民俗谭的汉译。（二）乾笃轩编《笑话出思录》（1755），内容主要是日本古笑话的汉译，叙文称此书为草桥先生的门人们关于里巷笑话之汉文习作的结集。（三）西田维则辑《巷谈奇丛》（1768），内容是二十八则日本巷间俗话的汉译。（四）河邑玄佑著《前戏录》（1770），内容是十三则汉译和文笑话，加童谣与戏文数则。（五）僧人义端译《善谑随译》（1775），同续编一册（1798），内容是中国笑话的翻案与和文笑话的翻译或翻案。（六）世外放荡处士著、酒上亡赖道人评《青眼余言（写本）》（约1794），内容是冈田白驹《译准开口新语》与《笑府》部分笑话的翻案。（七）河源泽著《胡庐百转》（1797），书中六十七则戏文多取材于中国史籍。（八）山本北山著《笑堂福聚》（1804）。（九）三村其原著《花间笑语（写本）》（约1808）。（一〇）蓑溪罴癃子著《解颐谭（写本）》（约1813）。（一一）木一贯孟恕著《囨谭》（1824）。（一二）津阪东阳译《译准笑话》（1824），内容多取材于冈田白驹《译准开口新语》和中国笑话。（一三）观益道人著《如是我闻》（1830―1843）。（一四）淡山子（大阪儒医高村干斋）与友人纪洋子译《奇谈新编》（1844）。（一五）楢崎隆存著《明治开口新语》（1881）。（一六）高崎脩助著《译准笑文选》（1881），正编是根据津阪东阳《译准笑话》与冈田白驹《译准开口新语》编成的文章，附录则是此二书的采录。（一七）广田直三郎著《寒灯夜话》（1915），此书的内容是世俗奇话及创意虚构之作。
宝历（1751―1763）初年以来发生在京、阪唐话学者中间的汉文笑话创作，与同样流行于此群体中的中国白话小说之阅读热潮、古代笑话之翻译活动并行，又是受到它们刺激的产物，这些汉文笑话或为中国笑话的翻案，或取材于本邦古笑话、巷间流布的落语笑图一：《译准开口新语》书影（1751）（本文书影均取自《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五册，王三庆等编，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话，相互融合，精彩纷呈，共同促成了此期汉文笑话的一时流行。不过，这些汉文笑话集中却少有独立创作的作品，多数不是翻案之作，就是翻译之作，此后的汉文笑话创作也属此种情况。这里，我们以冈田白驹《译准开口新语》里的几则笑话为例，展示一下此期汉文笑话作品的一般特色。A组：
鸳鸯寺胖大和尚宿于妓馆，妓憎其蛮状，佯眠不答。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遂成真梦矣。和尚大怒，乘其熟寐，剃剥绿发，窃逃去矣。夜将白，妓偷眼伺僧不在焉，乃喜。起，将面贵，盘中照一颗秃驴，大愕曰“上人尚未归乎！”（《译准开口新语》第十八则）
一和尚犯罪，一人解之，夜宿旅店，和尚沽酒劝其人烂醉，乃削其发而逃。其人酒醒，绕屋寻和尚不得，摩其头则无发矣，乃大叫曰：“和尚倒在，我却何处去了。”（明赵南星《笑赞》，此条又见于明刘元卿《应谐录》、清石成金《笑得好》）
――前例是后例的翻案。
B组：
商客荷瓦器过门，主翁呼问买焙盆。商客出观曰：“此为最精好，价百文。”翁夫妻估曰：“不过三十文。”商客艴然，不答而去。对邻主人亦欲买焙盆，乃出观，估欲买之二十文。商图二：淡山子、纪洋子译《奇谈新编》（1844）客大怒，投之担中，破而为两矣。向翁见之曰：“呀！破矣！’夫妻相目曰：“幸不买之。”（《译准开口新语》第六十九则）
卖锅者必以锅底掷地作声，以明无损。一人偶掷地而破，谓人曰：“如此等锅，就不卖与你了。”（明冯梦龙《笑府》）
――前例是后例的翻案。
C组：
见涉水者水没两乳，后至者皆解衣及而涉，至于中流，而水不曾不过膝。已及岸，视向涉者，乃躃者也。（《译准开口新语》第二十二则）
矮者乘舟出游，因搁浅，自起牵之，失手坠水，水没过头，矮人起而怒曰：“偏我搁浅搁在深处。”（清游戏主人《笑林广记》）
――前例与后两例一脉相通。
D组：
主人夜外归，将入室，蹙倒烛笼，大怒，数家人曰：“汝辈暗里置灯，使人唐突。”（《译准开口新语》第三十二则）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钻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门人曰：“夜暗，索钻具不得。”谓先生曰：“可持烛来，共索之矣。”（传宋苏轼《艾子杂说》）
某甲夜暴疾，命门人钻火。其夜阴瞑，不得火，催之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大无道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当得觅钻火具，然后易得耳。”（魏邯郸淳《笑林》）
――前例与后两例一脉相通。冈田白驹首倡汉文笑话创作，因此《译准开口新语》的创作基调颇有奠基意义，清田绚在《译准开口新语序》里认为，作者撰《译准开口新语》的意图是为从学之士展示作文的准则，准确揭示出了作者的创作心态。日本古代一般的文人基本上都能够阅读汉籍，但口头能熟练地说汉语的人却很少，因此保留于口承文艺中的中国笑话作品对于日本文人来说，只有形诸于书面文字，才能方便他们阅读欣赏，但要真正传达作品的内在意蕴，还必须修其文辞，而学作汉文的要领，从短小简洁的笑话“戏文”中最易习得。清田绚说作者“盖育英之意至矣，乃其自作者，笔不停缀，文不加点，而亦未尝留其稿，则旁人所窃录，积而成册云，乃泽氏恳请而锲焉”云云，进一步表明《译准开口新语》的原稿可能就是冈田白驹在向学生教授汉语时用的教科书，经门人记录成册，征得他同意后刊刻梓行。
扩而言之，江户后半期至明治前期的汉文笑话集乃是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宽延至明和期间极盛期的笑话集甚至可以说是唐话学者这个特定群体的产物，因此它们自然负载有独特的文化意义，撮其要有两点：一是功能意义，一是文体意义。在功能层面上，唐话学者们撰译的汉文笑话集，除了具有“戏作”文学作品通常都有的游戏功能之外，另有一种功利性质的功能――假之以做作文阶梯。冈田白驹在《译准开口新语》的书名中冠以“译准”二字，表明了撰译的主要意图，并有奠定此类书之功能基调的意义，后来津阪东阳的《译准笑话》，就是模仿冈田白驹，标榜其书为“初学译准阶梯”。这里再举两例来说明这一点（参阅石崎又造《近世に於ける日本支那俗语文学史》）：
余成童学文辞，尤苦于记事之难焉，耳目所接，随笔之者三十年于今矣。顷者偶探簏，累累数千百纸。秋暑稍退，灯光可亲，乃择其涉乎戏谑者，整顿次第之，以示初学弄笔者矣，本非有意于编辑。（三村其原《花间笑语》的《自序》）
初学作文须从叙事入手，第取俗语数缀以之，狂言绮语方便设教，由其所易道驯致之，其尘垢秕糠陶铸尧舜者，实下学之捷法，诱蒙之善术也。（中略）详观文气，定系老笔，其触事激物，屡见慷慨之意，想藉游戏谑浪，以写其胸以之磊落，强自耗壮心而遣斜者欤。（津阪东阳《译准笑话》村田匏庵的序文《初学习文阶梯》）有的汉文笑话集除了被“假之以做作文阶梯”之外，还被赋予“寄寓作者胸中之块垒”的功能，上述村田匏庵的序文即阐释了此种观念。在文体层面上，书面汉文笑话作品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崭新独特的汉文文章形式。日本汉文文章史上的各类作品，内容与形式往往被局限在特定的文体规范里，行文亦墨守一定的法式，而书写笑话的“戏文”则可以容纳自由奔放的写法，日常生活中的人情风俗，以及卑俗的思想。作者们可以抛弃常套的规范、法式，尽力地描写对象、抒发思想，开拓出汉文文章的一种自由奔放的新形式，因此，以“戏文”写笑话、滑稽故事也成为当时散文界一种史无前例的现象。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笑话集除了在本国流布以外，还被通过赠送、搜购、贩卖等方式传入邻近的日本等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在流通的过程中，被广泛阅读、翻译、翻刻，甚而促生了当地国汉文笑话集的产生，就这一点来说，中国古代笑话的影响可谓深远；时至今日，那些异国的汉文笑话集也成为学界人士关注、研究的对象。下面我们以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汉文笑话集作为考察对象，谈一谈它们产生的背景、历史、主要代表作，及其在日本汉文学史上的意义。
中国古代笑话集的传入与影响，是日本汉文笑话集产生的最重要的条件。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日双方有一些零星的外交和文化交流，至隋唐时期，随着遣隋使、遣唐使以及留学生、学问僧的来华，汉文佛经内典与经史子集外典开始大量输入日本，这些汉籍中可能就有笑话集。九世纪末，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收入的是冷泉院失火后残剩的一千五百余部汉籍，其中“小说家类”便载有邯郸淳《笑林》三卷。宋明时期，日本学问僧曾持续地搜购、抄写了大量汉籍回国，同时来华的商人与移民日本的中国人也携入了一定数量的汉籍，其中很可能夹带有笑话集，但目前没有多少确凿的资料可用以描述详情。至清代，从事中日贸易的中国商船，陆续将大量汉籍舶载入日，其中不少是笑话集。这里，我们以江户时代（1603―1868）中期长崎书籍检查制度的产物《舶载书目》里的几条记载为例，来展示一下清代前期中国笑话集舶载入日的情形：元禄七年（1694），《遣愁集》一部；十五年（1702），《遣愁集》一部；十四年（1701）以前，《开卷一笑》一部；享保十年（1725），《新镌笑林广记》一部；十二年（1727），《又一夕话》一部、《一夕话》一部；十五年（1730），《遣愁集》一部。我们看到，短短三十几年间就舶入了五种七部书，频率是比较高的。又比如，江户中期京都风月堂书肆的主人泽田一斋曾编有《俗语解》一书，附录的引用书目中就有笑话书《开卷一笑》、《笑林》、《笑府》、《一百笑》四种；宽政三年（1791）秋水园主人应大阪书林之请为“初读舶来小说者”编辑了中国俗语辞书《画引小说字汇》，征引坊间流行的以中国白话小说为主的通俗作品一百五十九种，其中包含笑话集《笑谈》、《笑府》、《一百笑》、《雅笑编》、《一夕话》、《笑得好》、《笑林广记》七种。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清代前期中国笑话集舶入日本的盛况。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即那些在各个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笑话集势必会对包括和文笑话与汉文笑话在内的日本笑话文学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日本笑话文学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盛极一时，余风延及二十世纪初，这种形势和同时期流行于京都、大阪两地唐话（在长崎负责翻译和商船贸易事务的唐通事把当时的中国语称为“唐话”）学者中间的中国古代笑话之介绍、翻译活动密切相关，他们的活动为笑话文学创作的一时繁荣注入了动力。这种繁荣见在两端：一为和文笑话，一为汉文笑话。就和文笑话的繁荣而言，其最主要的标志是和译中国笑话集的大量涌现。据笔者所知，当时流行的和译中国笑话集有十种左右，比如，松忠敦译《鸡窗解颐》（1752），内容出入于《笑府》、《笑林广记》、《开卷一笑》、《宋稗类钞》、《太平广记》、《谐噱录》等；蒙憧斋主人译《笑府》（1768），为《笑府》（明冯梦龙编）卷一至五的钞译；未足斋风月译《解颜新话》（约1794），为《笑林广记》（清游戏主人编）的钞译。其他又有鹿鸣野人译《开卷一笑（明李卓吾编）》（1755）、冈田白驹译《杂纂译解（唐李义山著）》（1763）、风来山人（平源贺内）译《删笑府》（1776）、欢笑处士译《笑林广记钞》（1778）、一噱道人（远山荷塘）译《译解笑林广记》（1829）等等。毫无疑问，和译中国笑话集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东传中国笑话集在日本的影响，并同时有利于将中国笑话的题材和文化特质渗入到日本笑话文学中。据研究，日本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各种和文笑话集的编撰，除了取材本邦民间口承文艺以及书面文献中保存的笑话素材以外，又有与中国古代笑话相似或相通的素材（参阅石崎又造《近世に於ける日本支那俗语文学史》）。更为重要的是，大致在同一时期，由京、阪唐话学者撰写的汉文笑话集异军突起，为日本汉文学创作园地��开了一片绚烂的花朵。
自宝历元年（1751）开始，内容以模仿中国笑话为主的日本汉文笑话集接踵而出。此年，冈田白驹的《译准开口新语》刊行，可谓“汉文笑话集之嚆矢”，同年都贺庭钟训译的李卓吾《开卷一笑》翻刻本亦刊刻行世，次年松忠敦的中国笑话翻译集《鸡窗解颐》面世，它们一同带动起了汉文笑话集的创作与出版风潮，这个风潮在宽延至明和（1748―1771）期间最盛，并一直持续到明治（1868―1912）前期。据笔者所知，主要的作品有以下十数种：（一）冈田白驹译《译准开口新语》（1751），内容为《笑府》、《笑林广记》的翻案（介于翻译、改编和模仿之间的一种创作方法）与日本古笑话、民俗谭的汉译。（二）乾笃轩编《笑话出思录》（1755），内容主要是日本古笑话的汉译，叙文称此书为草桥先生的门人们关于里巷笑话之汉文习作的结集。（三）西田维则辑《巷谈奇丛》（1768），内容是二十八则日本巷间俗话的汉译。（四）河邑玄佑著《前戏录》（1770），内容是十三则汉译和文笑话，加童谣与戏文数则。（五）僧人义端译《善谑随译》（1775），同续编一册（1798），内容是中国笑话的翻案与和文笑话的翻译或翻案。（六）世外放荡处士著、酒上亡赖道人评《青眼余言（写本）》（约1794），内容是冈田白驹《译准开口新语》与《笑府》部分笑话的翻案。（七）河源泽著《胡庐百转》（1797），书中六十七则戏文多取材于中国史籍。（八）山本北山著《笑堂福聚》（1804）。（九）三村其原著《花间笑语（写本）》（约1808）。（一〇）蓑溪罴癃子著《解颐谭（写本）》（约1813）。（一一）木一贯孟恕著《囨谭》（1824）。（一二）津阪东阳译《译准笑话》（1824），内容多取材于冈田白驹《译准开口新语》和中国笑话。（一三）观益道人著《如是我闻》（1830―1843）。（一四）淡山子（大阪儒医高村干斋）与友人纪洋子译《奇谈新编》（1844）。（一五）楢崎隆存著《明治开口新语》（1881）。（一六）高崎脩助著《译准笑文选》（1881），正编是根据津阪东阳《译准笑话》与冈田白驹《译准开口新语》编成的文章，附录则是此二书的采录。（一七）广田直三郎著《寒灯夜话》（1915），此书的内容是世俗奇话及创意虚构之作。
宝历（1751―1763）初年以来发生在京、阪唐话学者中间的汉文笑话创作，与同样流行于此群体中的中国白话小说之阅读热潮、古代笑话之翻译活动并行，又是受到它们刺激的产物，这些汉文笑话或为中国笑话的翻案，或取材于本邦古笑话、巷间流布的落语笑图一：《译准开口新语》书影（1751）（本文书影均取自《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五册，王三庆等编，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话，相互融合，精彩纷呈，共同促成了此期汉文笑话的一时流行。不过，这些汉文笑话集中却少有独立创作的作品，多数不是翻案之作，就是翻译之作，此后的汉文笑话创作也属此种情况。这里，我们以冈田白驹《译准开口新语》里的几则笑话为例，展示一下此期汉文笑话作品的一般特色。A组：
鸳鸯寺胖大和尚宿于妓馆，妓憎其蛮状，佯眠不答。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遂成真梦矣。和尚大怒，乘其熟寐，剃剥绿发，窃逃去矣。夜将白，妓偷眼伺僧不在焉，乃喜。起，将面贵，盘中照一颗秃驴，大愕曰“上人尚未归乎！”（《译准开口新语》第十八则）
一和尚犯罪，一人解之，夜宿旅店，和尚沽酒劝其人烂醉，乃削其发而逃。其人酒醒，绕屋寻和尚不得，摩其头则无发矣，乃大叫曰：“和尚倒在，我却何处去了。”（明赵南星《笑赞》，此条又见于明刘元卿《应谐录》、清石成金《笑得好》）
――前例是后例的翻案。
B组：
商客荷瓦器过门，主翁呼问买焙盆。商客出观曰：“此为最精好，价百文。”翁夫妻估曰：“不过三十文。”商客艴然，不答而去。对邻主人亦欲买焙盆，乃出观，估欲买之二十文。商图二：淡山子、纪洋子译《奇谈新编》（1844）客大怒，投之担中，破而为两矣。向翁见之曰：“呀！破矣！’夫妻相目曰：“幸不买之。”（《译准开口新语》第六十九则）
卖锅者必以锅底掷地作声，以明无损。一人偶掷地而破，谓人曰：“如此等锅，就不卖与你了。”（明冯梦龙《笑府》）
――前例是后例的翻案。
C组：
见涉水者水没两乳，后至者皆解衣及而涉，至于中流，而水不曾不过膝。已及岸，视向涉者，乃躃者也。（《译准开口新语》第二十二则）
矮者乘舟出游，因搁浅，自起牵之，失手坠水，水没过头，矮人起而怒曰：“偏我搁浅搁在深处。”（清游戏主人《笑林广记》）
――前例与后两例一脉相通。
D组：
主人夜外归，将入室，蹙倒烛笼，大怒，数家人曰：“汝辈暗里置灯，使人唐突。”（《译准开口新语》第三十二则）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钻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门人曰：“夜暗，索钻具不得。”谓先生曰：“可持烛来，共索之矣。”（传宋苏轼《艾子杂说》）
某甲夜暴疾，命门人钻火。其夜阴瞑，不得火，催之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大无道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当得觅钻火具，然后易得耳。”（魏邯郸淳《笑林》）
――前例与后两例一脉相通。冈田白驹首倡汉文笑话创作，因此《译准开口新语》的创作基调颇有奠基意义，清田绚在《译准开口新语序》里认为，作者撰《译准开口新语》的意图是为从学之士展示作文的准则，准确揭示出了作者的创作心态。日本古代一般的文人基本上都能够阅读汉籍，但口头能熟练地说汉语的人却很少，因此保留于口承文艺中的中国笑话作品对于日本文人来说，只有形诸于书面文字，才能方便他们阅读欣赏，但要真正传达作品的内在意蕴，还必须修其文辞，而学作汉文的要领，从短小简洁的笑话“戏文”中最易习得。清田绚说作者“盖育英之意至矣，乃其自作者，笔不停缀，文不加点，而亦未尝留其稿，则旁人所窃录，积而成册云，乃泽氏恳请而锲焉”云云，进一步表明《译准开口新语》的原稿可能就是冈田白驹在向学生教授汉语时用的教科书，经门人记录成册，征得他同意后刊刻梓行。
扩而言之，江户后半期至明治前期的汉文笑话集乃是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宽延至明和期间极盛期的笑话集甚至可以说是唐话学者这个特定群体的产物，因此它们自然负载有独特的文化意义，撮其要有两点：一是功能意义，一是文体意义。在功能层面上，唐话学者们撰译的汉文笑话集，除了具有“戏作”文学作品通常都有的游戏功能之外，另有一种功利性质的功能――假之以做作文阶梯。冈田白驹在《译准开口新语》的书名中冠以“译准”二字，表明了撰译的主要意图，并有奠定此类书之功能基调的意义，后来津阪东阳的《译准笑话》，就是模仿冈田白驹，标榜其书为“初学译准阶梯”。这里再举两例来说明这一点（参阅石崎又造《近世に於ける日本支那俗语文学史》）：
余成童学文辞，尤苦于记事之难焉，耳目所接，随笔之者三十年于今矣。顷者偶探簏，累累数千百纸。秋暑稍退，灯光可亲，乃择其涉乎戏谑者，整顿次第之，以示初学弄笔者矣，本非有意于编辑。（三村其原《花间笑语》的《自序》）
初学作文须从叙事入手，第取俗语数缀以之，狂言绮语方便设教，由其所易道驯致之，其尘垢秕糠陶铸尧舜者，实下学之捷法，诱蒙之善术也。（中略）详观文气，定系老笔，其触事激物，屡见慷慨之意，想藉游戏谑浪，以写其胸以之磊落，强自耗壮心而遣斜者欤。（津阪东阳《译准笑话》村田匏庵的序文《初学习文阶梯》）有的汉文笑话集除了被“假之以做作文阶梯”之外，还被赋予“寄寓作者胸中之块垒”的功能，上述村田匏庵的序文即阐释了此种观念。在文体层面上，书面汉文笑话作品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崭新独特的汉文文章形式。日本汉文文章史上的各类作品，内容与形式往往被局限在特定的文体规范里，行文亦墨守一定的法式，而书写笑话的“戏文”则可以容纳自由奔放的写法，日常生活中的人情风俗，以及卑俗的思想。作者们可以抛弃常套的规范、法式，尽力地描写对象、抒发思想，开拓出汉文文章的一种自由奔放的新形式，因此，以“戏文”写笑话、滑稽故事也成为当时散文界一种史无前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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